作者：刘远举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封杀中兴，中国舆论场中，芯片元帅升帐。

 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许多中国人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中国各层面舆论都在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不行。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国家竞争？

 

这种国家竞争的说法，一定角度，是成立的。但同时，也暗藏前提，有偏颇之处。瑞士、丹麦、冰岛、新西兰、加拿大，当下的国际分工中，都没有自己的手机芯片。然而，这些国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外界威胁。他们不是国家竞争中的失败者，而是优胜者。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并不需要完整的拥有这一切，依靠国际贸易即可，他们并不感到屈辱与失败。

 

实际上，中国远胜这些国家。中国的战斗机、导弹、汽车、高铁、光伏，乃至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式，已经可以说占据了国际产业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当下舆论迷恋的所谓往产业链高端走，与其说指的是高端，不如说指的是高端、且全面。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毕竟，英法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技术树，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也依赖于国际分工。

 

渴望获得完整的科技树，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西方对抗，用道义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关系，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正义与正义区分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用了，改用丛林法则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在这套理论中，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道义，只有弱肉强食。实际上，当下国际关系，虽仍然有丛林法则的色彩，但也并不是野蛮的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所以，两种对世界的阐释，都不真实，但潜在的，都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渲染一种并不真实的屈辱感。这正是国家竞争这种说法，暗藏的危险前提。

 

所以，说到底，意识形态对抗，导致了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完整获取技术树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产自力更生的产业链迷思，而芯片迷思，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赶超！赶超！

 

自力更生，本质上，是产业赶超。

 

赶超有多种途径。最市场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般都是从产业链低端开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并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满足全面抗衡的目标。所以，市场化的赶超，并不能满足中国短期、全面的大国崛起的赶超目标。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

 

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的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的，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则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

 

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然而，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的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或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市场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导向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大国小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低谷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著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也正因为如此，这几天的舆论才会把大国的怒气归咎于小民的衣食住行。

然而，老百姓“饿了么”要吃饭，永远不是错。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撑起美国芯片产业的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狂热的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却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的胜出。

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差距真有那么大？

来源：新闻晨报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针对美国向中兴通讯发出出口权限禁止令，中兴通讯公司20日发布声明称，美国商务部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美方“禁售令”是否仅针对一家企业的“不合规”经营？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差距到底有多大？未来如何破解“缺芯”之痛？记者为此进行多方采访。

　　迫使中国让步是打错算盘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中兴通讯未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等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此次‘禁售令’是中兴与美国漫长商业纠葛中的一环。企业应吸取教训，在海外经营一定要守法合规。但也要看到，中兴事件本质上是科技之战，应警惕美国将经济冲突政治化。”经济学家张连起认为。

　　“希望美方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商务部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高峰表示，如果美方坚持通过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不惜伤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企图遏制中国发展，迫使中国作出让步，那是打错算盘。

　　芯片设计、制造确有短板

　　芯片被喻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

　　“中兴事件既不等同于整个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但也不是中国制造中的个案。”张连起说，中国的“缺芯”困境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制造的现状：够大而不够强。

　　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坦言：“我们在芯片设计、制造等方面确实存在短板，特别是制造环节相对较弱，部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没完全掌握，但这些技术我们都有布局，而且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

　　近年来，我国一批集成电路制造关键装备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技术水平全面提升。以中兴通讯为例，其国际专利申请量在全球企业中连续八年排名前三，公司各主要产品中大量使用自主研发专用芯片。

　　“只有强大了，对方才会把你当对手。‘禁售令’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警惕和担心。”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表示。

　　芯的问题一定能破解

　　未来中国能否破解“缺芯”之痛？专家指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掉以轻心。要坚定自主化发展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在不断创新同时加大开放合作，实现芯片等多领域迈向产业发展高端。

　　在叶甜春看来，中兴事件给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现在必须统一思想，摒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做法，痛下决心、坚持不懈把关键技术设备掌握在自己手上，否则会持续受制于人。

　　“中国有自己的显著优势，比如正在大力实施　‘中国制造2025’，拥有庞大的市场等。中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发展速度极快，未来10年到20年，将有望补齐短板，进入第一梯队。”张平对此信心十足。

　　得益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一些芯片制造、设计公司正逐渐转向中国，半导体行业高端人才也不断向中国汇聚。“这些无疑都成为行业发展的加速器。”一位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感慨地说，过去“缺芯少屏”中的显示屏，经过十几年发展已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规模世界第一、引领全球技术演进，芯的问题也一定能破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干扰，我们都要保持战略定力，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和节奏，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作为一个坚持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的战略规划，也欢迎国外企业参与其中，实现合作共赢。”

　　“公司上下也在认真反思，接下来将加大研发投入，求人不如求己。有信心应对挑战。”这是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殷一民20日在发布会上的表态。这样的话，是中国通讯业界龙头企业面对危机该有的气度。

　　说一千道一万，中兴到美国去是做生意的。美国政府一直宣扬自己做的是开门生意，却不惜动用强大行政权力去挤兑一家中国企业。而且，这种制裁是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迫不及待地翻旧账、炒冷饭，小题大做、节外生枝，又是为了哪般？近日，有外媒一语道破了美国政府此类小动作背后的醉翁之意——出于对在技术竞争中有可能被中国赶超的焦躁。

　　既然人家不跟你好好做生意，非要给你穿小鞋，而且还揣了一肚子的老谋深算，那么，对付别人给你穿小鞋，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双大的。本事长在自己身上，自己的鞋子自己做，鞋子穿得合适了，自然跑得快。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要成长就必定会经历挫折和坎坷。我们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看看自身，我们有广阔的市场，有优质的人力资源，有持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有不断扩大开放的举措……特别是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有信心应对挑战”绝不是在给自己打气，“求人不如求己”更不是说说而已。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产芯片样本：中芯国际18年造芯，为何崛起就这么艰难？

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一纸“禁令”，使得中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这绝对不是中兴一家企业需要面对的困局，这是一场全民芯战。因为美国“禁令”“震荡”的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在中兴危机关头，各种声音不断冒出，有对美国的批评、谴责，有对中国制造业的深刻反思，还有对中国制造业宽容的呼吁。本文将以国产芯片制造巨头中芯国际（00981，HK）的发展为研究样本，尝试还原国产芯片为何崛起艰难。

中芯国际成立于2000年，号称是大陆技术最全面、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成立以来就专注做半导体芯片。在港股中，中芯国际就是少数可以代表中国技术的“重器”企业之一。

然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研究发现，中芯国际在自主芯片的道路上摸索前行18年，还是未能进入一线阵营。原因包括：与竞争对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等巨头相比，研发进展较慢；中芯国际的制程开发落后。此外，本地化的人才储备也成为中芯发展的阻碍。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目前来看，中国芯片产业还需长期艰苦奋斗。 

18年艰难造芯路

人们谈论中兴危机，实际上是在谈论背后的一组刺眼数据。据中国半导体协会统计，中国集成电路有记载以来一直以进口为导向，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贸易逆差再创新高，达1932亿美元，增速高达16.4%，进口额约占全球68.8%，中国IC产业对外依存度强烈。

那么，“中国芯”到底怎么了？

在世界积体电路制造领域，中国台湾地区最为强大，因此此文所称国产芯片是特指大陆的芯片产业。国产芯片的代表公司之一是中芯国际。公开资料显示，中芯国际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专业芯片制造服务的集成电路制造公司。2000年，台商张汝京一手创办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打下第一家工厂的第一根桩后，中芯国际就这样奠定了立足大陆的定位。2004年中芯在美国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挂牌上市。2008年，中芯国际引入大唐电信作为战略投资者，第一大股东变为国资。

2012年，中央明确批示，要求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抓住不放。2013年，国务院和工信部先后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基金）正式成立。

大基金也开始对标中芯国际，将中芯视为国产芯片的先锋进行扶持。截至2017年6月末，大基金已经成为中芯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5.91%。

由此，在外界看来，中芯国际就是“中国芯”的代表。中芯国际也自称是大陆技术最全面、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回顾中芯国际的发展历程，从成立到2010年，中芯国际的表现都不是特别亮眼。同花顺数据显示，2001~2010年，除2004年和2010年外，其他年份中芯国际的净利润都是亏损的，而且是巨亏。

在此期间，中芯国际给外界另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跟台积电不断有专利侵权纠纷。

2004年，中芯国际被台积电以违反专利权和营业机密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对中芯国际的调查申请，并且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对中芯国际提起多项专利权侵害的诉讼。台积电指称，中芯国际通过各种不当的方式取得台积电商业秘密及侵犯台积电专利，比如已延揽超过100名台积电员工，且要求部分人员为其提供台积电商业秘密。这已经严重侵害台积电的营业秘密。

这个诉讼曾在2005年有过短暂的和解，代价是中芯国际支付1.75亿美元的和解费。不过2006年，台积电再次向美国加州法院起诉并指控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的协议，双方展开诉讼战。

2004年前后，台积电当时正在上海兴建半导体工厂，大力开展布局大陆的芯片市场，这系列诉讼难免有清除竞争对手的意味。但是2009年11月美国法院的判决也给了中芯国际“一巴掌”。美国法院最终判决台积电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案”获得胜诉。

中芯国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支付了2亿美元的赔偿金才获得和解。败诉后的中芯国际也遭遇重大业绩危机，2009年公司净利润创成立以来最大年度亏损，净亏损达到9.6亿美元。

实际上从时间看，中芯国际在大陆芯片产业的布局是比台积电还要早的。不过，中芯国际在技术积累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2007年中芯与IBM签订45纳米“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技术许可协议，中芯国际此后可以使用IBM技术来提供12英寸芯片的代工服务。也就是说，中芯国际12英寸芯片技术更多来源于IBM。

在大陆吭哧吭哧干了18年，中芯国际在芯片上始终无法有很大的突破和建树。中芯国际在芯片业务上与国际一流厂商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以2016年为例，中芯国际录得收入29亿美元，其中内地和香港地区的销售收入占比为50%，即14.5亿美元。这个体量如果与中国每年200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额相比，连毛毛雨都算不上。 

技术研发始终没能赶上

根据IC Insights统计，2016年全球排名前十的晶片代工厂商，前三名分别是台积电、美国格罗方德和台湾联华电子，前两名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中芯国际虽然排名第四，但市占率只有6%。

2010年，台积电已经提出28纳米技术并达到量产，成功夺得了iPhone 6的订单。但是，中芯国际直到2013年第四季度才完成28纳米的制程开发，中芯首个包含28纳米HKMG和PolySiON的多项晶圆流片服务在2013年底才推出。

时间差距导致的结果是，2015年，台积电28纳米已经折旧完毕开始打价格战挤垮其他对手。而中芯国际28纳米的PolySiON制程工艺目前才逐渐成熟，更高端的HKMG制程还难言成熟。2017年中芯28纳米收入尚且占到公司晶圆收入的8%。但是竞争对手台积电2015年就实现了14/16纳米芯片商业化量产，当下已经实现10纳米量产，7纳米的芯片也已经在2017年4月开始试产。

2016年，台积电营业收入的54%来自于40纳米及以下制程技术，格罗方德的比例为48%，联电为18%，中芯国际仅有2%。截至2017年第二季度末，台积电28纳米以下的中高端制程芯片已经占总收入的54%，40纳米以下占67%。

而中芯国际2017年收入贡献度最高的还是来自于90纳米及以下的制程技术，占比达到50.7%。2017年中芯14纳米技术的研发也才到关键的突破期，尚未完成开发。由此可见，当中芯国际还在28纳米挣扎时，台积电的技术已经至少遥遥领先三代。

技术、研发差距的背后往往是资金投入的差距。

半导体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产业。以2016年为例，在积体电路方面的资本支出方面，三星是113亿美元，台积电是102.5亿美元，英特尔是96.25亿美元，基本都在百亿美元量级。而2016年中芯国际的资本支出是26.26亿美元。

在研发费用层面，台积电2016年研发费用达22亿美元，而中芯2016年共投入研发费用3.18亿美元。两者差距可谓十分明显。

不过，外界也有说法认为，中国的“缺芯”之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用于生产芯片的光刻机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掐住。受西方《瓦森纳协议》的限制，中国大陆厂商只能买到光刻机巨头ASML的中低端产品，出价再高，也无法购得ASML的高端设备。这直接导致台积电、三星等在制程上大幅领先中芯国际。

4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中芯国际为何在研发进展上落后等问题向中芯国际的媒体联系人发去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市场冷落 人才弱势

芯片市场是个“强者恒强”的市场。技术上的差距，导致在同等级别制程的芯片产品上，中芯国际即使价格更低，也依然“门可罗雀”。

而另一边，因为有足够的市场销售支撑产品的迭代，台积电和三星即使大手笔投入研发，产品毛利率依然非常高。台积电2016年年报显示，其ROE（净资产收益率）为25%，净利润率为33%。而中芯国际2016年ROE仅10%。

站在客观角度看，同等级别的制程工艺，国产厂商能做，但不一定意味着能做得更好。

此外，中芯国际和台积电在技术上的差距，不得不提的还包括中芯国际在人才上的弱势。

人才储备不足，终究还是因为中国大陆在集成电路产业上起步晚。这两年中芯国际在加大引进新鲜技术“血液”。2017年10月，拥有台积电、三星从业背景的“技术狂人”梁孟松加入中芯国际，担任联合首席执行官；周梅生也被任命为公司技术研发执行副总裁，周梅生最早在台积电时就是在梁孟松手下。

中芯国际的芯片难以崛起，也与中国本土缺少高端半导体人才有关。记者了解到，中芯目前的技术团队中，本土化人才并不多，仍然严重依赖外部人才。由于来自大陆、台湾和海外三方面的员工共存，中芯还需要解决内部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矛盾在大唐电信入股后被激发，员工内讧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

总的来说，国内对半导体的人才培养和储备都还跟不上。2003年国家教育部新设本科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截至2017年，全国只有41所高校设置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2015年中国集成电路从业人数为39.4万，其中技术人员只有14.1万，中高端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4月20日，记者就公司人才储备等问题向中芯国际发去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坦言，中芯国际目前是处于技术攻坚期。芯片产业其实目前还是国际化产业，大陆发展起步较晚，想要追赶，难度较高。“这个产业还需要长期艰苦奋斗，因为半导体制造是一个重资产、高风险且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产业。”